本文的目的在于通过战国后期到前汉初期的成书时期時期通过比较定下的阴阳时令类文献, 复原 前汉初期时令说的景象。特别是希望观察最初阴阳家的专属物阴阳说经过何种过程被儒家们所接受, 且其如何成为灾异说的基础。
《银雀山汉简》中《曹氏阴阳》可成为一种阴阳搭配表, 是将天地万物按阴阳区分并叙述其作用的文献。查看其搭配, 可发现将天按阳, 地按阴区分的传统观念。同时, 还存在将人类按是否有道德性及权利来按阴阳区分的较为特殊的观点。这是将阴阳理论适用于人类的事情即社会政治范畴而发生的现象。原本作为气的阴阳并不包括优劣的价值。但存在社会政治性排序的人类社会是无法用具有同一比重的阴阳来区分。特别是希望通过排序来实现整合性的结构化社会的儒家们应该很难均等理解阴阳。也就是说, 因儒家思想的影响使此前的阴阳说发生了改变。因儒家思想发生变化的阴阳说的另一个现象就是记述因君主的不义而导致灾异发生灾异书的出现。《银雀山汉简》中记述的“为政不善之应, 人君不善之应”列举了因君主不道德的行为导致的灾异, 而这分明天谴。此外, 随着君主有悖道德的行为多次反复, 灾异也会更加严重。从而需要强调只有君主在道德方面的反省才可消除灾异的敬畏道德的态度。这些都可称为因董仲舒完善的灾异说的基本构成要素, 随着儒家的德治主义与阴阳家的阴阳说的结合, 汉代灾异说的内容开始成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