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尔浒战役后, 随著朝鲜与后金的来往有了逐步的进展, 明朝对朝鲜的疑惧之心也日益加深。在这样的情况下传达而来的徐光启的朝鲜监护论对于正在扩张与后金关系的光海君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同时, 对于一直以来对光海君的外交政策持有一定异议的备边司等臣僚们来说, 监护论的内容从根本上是要动摇册封朝贡关系, 所以毋庸置疑是无法接受的。可以说这挑起了朝鲜君臣上下严峻的危机意识。在如此一致的危机意识之下, 接受到相关报告的光海君当即得到备边司的同意, 确定了任命李廷龟为旨在进行辨诬的陈奏使等庚申使行人选的大纲。当时朝鲜政府撇开政治派别的差异, 可以说是为了辨诬外交组建了最完善的阵容。虽然在此之后君臣之间在外交关系上存在的立场差异也并没有完全缓解, 但为了解决这紧迫的悬案, 先把矛盾放在一边, 在合力进行辩诬的这一点上相互达成了共识。 为了辨诬能够形成这样齐心协力的态势与其说是由于通过充分收集相关信息而对内部异议进行的事前调整, 倒不如说是因为在意识到事件的严重性而立刻产生的危机感以及认识到紧急对策的必要性面前异议不容存在。监护论所包含的对内政干涉的危险性和在要从根本上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的意识下根据朝鲜有着‘传统’的辩诬外交来看在今后长时间内外交方面会因此牵累。这些都对君臣间能够如此迅速地达成一致意见起到了一定程度的作用。 李廷龟一行的辩诬外交最终达到了得到释明敕书的这一目标, 胜利完成任务。能够成功达成此目标一方面是因为有著辩诬外交方面经验丰富的李廷龟的周密且老练的外交技术的朝鲜自身力量, 除此以外, 明朝在内因上虽试图对朝鲜进行以监护论为代表的强硬政策但自身意志及力量薄弱, 在外因上随著后金的壮大而产生的国际环境的变化之下不得不作出的选择也是成功的原因之一。总之, 可说明朝在对外关系上不得不采取保守的态度。 当然, 朝鲜也同样做了保守的选择。在不摆脱现有的册封朝贡关系框架的前提下, 光海君虽然考虑到日益增强的后金的影响力而试图扩大通交, 但是本质上朝鲜当时活动的空间并没有那麽广阔。在关于监护论积极出面进行辩诬外交的这一点上, 君臣之间的共识虽然很容易就能够达成, 但是其结合的程度并不稳固, 相互之间的缝隙随时都可能扩大。因此, 在明末清初这样急剧的国际环境变动过程中, 光海君与朝鲜的‘悲剧’在庚申辩诬外交的局限性中就已可以探出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