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80年(朝鮮肅宗6年, 淸康熙19年), 距離關外的滿人打敗明朝建立大淸帝國已經過了四十年, 朝鮮使者申晸赴燕時從書狀官聽說, 在榛子店客店壁上有江南女人季文蘭題壁詩與小序; 1683年金錫冑亦在此客店看到該詩, “覽之悽然”, 寫了一首和唱詩。之後, 因時間的流逝, 該題壁詩慢慢被泯滅, 但是朝鮮使者每到此地, 不論有無親眼目睹該題壁詩, 都不斷言及此故事且寫有和唱詩, 以至距申晸第一次談論該詩已經兩百多年的19世紀末亦仍然出現和詩的現象。針對其原因, 葛兆光、楊海英等已往硏究者, 僅從尊明排淸的華夷觀這一政治意識形態的角度來解釋, 强調“他門借了季文蘭題壁詩想像中國的悲情, 用種種和詩表達自己對滿淸蠻夷的鄙視”的觀點, 筆者覺得甚有商搉之處。有鑑於此, 本稿具體分析兩百年間有關季文蘭使行詩的基本觀點, 將之總結爲“同情”的視角與“批判”的視角, 來探討造成此兩種視角的種種原因。 起初, 申晸和金錫冑等人關心季文蘭題壁詩的主要原因, 是同情“甚有文學才能的江南女人被滿族章京强占的不幸遭遇”, 這種心理有幾種因素: 首先, 如上擧葛兆光等所强調, 就是有將之看成明末淸初胡漢對立的悲劇情況的象徵。但他門同時重視季文蘭這江南女人的卓越“文才”, 甚有“文化同質感”, 因此兩人都將她與蔡文姬同一視之。隨着時間的經過, 此兩種因素中, 前者越來越淡化, 而後者則相反: 有些使者“想像”敷衍有關季文蘭的不同命運, 例如: 1860年申锡愚在「榛子店記」裏擧出錢謙益與袁中道所言及的明天啓年間在新嘉驿作題壁詩的“‘會稽女人”時, 說“獨注牧齋詩者引用文蘭事, 卽文蘭入瀋後詩也”, 混爲一人。又: 1876年林翰洙主張“文蘭, 姿貌、針繭、筆畵、書琴俱極絶美, 曾於虞秀才尙卿家適爲匹鸳, 未幾, 虞家黨連禍籍, 文蘭當輸婢, 有人在瀋陽者赎買拖歸。” 縱觀有關朝鮮使行詩的內容, 這種胡漢對立和文化認同感兩種視角一直混在一起, 總體來說, 隨着時間的流逝, 後者出現得更多了。與此有關, 有些使行文人突出季文蘭夫婦之間的愛情問題, 例如朴趾源詩中說“江右文蘭滿店香, 唯有東韓編艶史”, 同情其悲劇的情況; 又有批判季文蘭幷未守節自盡的態度, 如姜鋧詩中有“旣經兵火當應死”, 姜時永則將她與宋末韓希孟比較, 來强調“讓與韓娥擅岳陽。” 毋論這些同情或者批判都强調季文蘭故事的“艶事”側面, 値得注意。 總之, 兩百年之久朝鮮使者一直關心季文蘭題壁詩的主要原因, 在于基本上重視江南女人被滿族軍官被占的胡漢對立面, 但又有重視季文蘭的文才和夫婦愛情悲劇的一面, 兩者的比重因時代前後與個別文人的關心角度的差異而有所不同, 我們應兼顧兩面, 不然則難免觀點上的片面性。